策劃╱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黃美娥

　　所謂的「殖民地文學」，在此涵蓋兩層意義，其一是指創作於1895至1945年間日人統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其二指涉的是反映殖民地情境及相關問題的文學；前者攸關文學史階段論，後者觸及作家思想意識與作品創作表現。

　　而有關殖民地文學的發展歷程，在1920年代以前，一般主要創作型態是古典文學，包括文言文與古典詩歌。此類作品的創作者是傳統文人，他們飽讀四書五經，學習儒家文化，不少人擁有清朝科舉功名，乃至成為地方仕紳，故在面臨乙未割臺時，有人奮起參與抗日作戰，直到失敗之後才黯然離開，丘逢甲〈春愁〉便敘述了無奈離臺的思念心情；或是被迫留在臺灣成為「棄地遺民」而悲憤度日，甚而後來隨著日人統治政策的實施，更得適應世變下的新生活，例如解纏足、斷髮等措施。不過這看似追求現代文明的改造風潮，對詩人林癡仙而言，卻有著身體與國族慘遭雙重割裂的心理創傷，他用七言律詩〈髮〉來傳達斷髮之後的身體違和感，及其引發的不安與焦慮。但，不只是身體產生變化，日人還引入了大和文化與西方思潮，這更導致漢文教育與傳統倫理價值的衰頹式微，於是出現許多像洪棄生、連橫、張純甫等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關注臺灣傳統文化的危機，針對日漸嚴重的日本同化與西化問題提出改善建議，甚至還有文人們集結成立詩社或文社，透過社群運作去表達己意。

　　除此之外，傳統文人的另一項挑戰，乃是1924年張我軍所引爆的「新舊文學論戰」，他抨擊傳統文學的落後性，尤其是當時社會盛行的擊缽吟，主張臺灣應該改用白話文來創作表達與啟蒙大眾。張氏的意見得到了賴和的認同，且更進一步進行白話詩歌、散文、小說的書寫嘗試，最終還贏得「臺灣新文學之父」的美名。而白話文學的寫作，其實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環，故作品本身常有深刻寓意，例如賴和小說〈一桿稱仔〉藉秦得參的悲慘命運，指出百姓反抗日本暴力統治的正當性；〈蛇先生〉對日本法律、西方醫學與臺灣民間醫學的思辯，並對百姓展開迷信的除魅；〈惹事〉批評警察欺負民眾惡行，同時檢討百姓缺乏爭取公義的反動能力。而這種具有啟蒙意義的創作，除了賴和以北京白話所寫就者之外，蔣渭水在投身文化協會之後，也曾以日文散文〈臨床講義〉，來描繪臺灣及臺灣人的病體化，並且指出唯有大量教育才是最好的療救藥方。又，在以上二人使用的北京白話、日文創作語文之外，賴和也常在作品中夾雜臺灣方言，顯示殖民地文學語言的複雜性與交混現象，到了1930年代更有鄉土文學與臺灣話文運動發生，黃石輝、郭秋生等人鼓吹臺灣話文的寫作，認為應當描寫臺灣鄉土經驗與勞苦群眾故事。

　　事實上，1930年代也是臺灣文學生態極多變化的關鍵時期，在鄉土文學與話文運動之外，原本發展已有一段時間的左翼思潮在1931年被迫停歇，王詩琅〈沒落〉、〈十字路〉寫實刻畫了參與左翼運動者處境的徬徨與猶豫；但是，即使如此，作家對於工農階級與其他社會、女性問題的關心並不稍減，在楊逵〈送報伕〉、呂赫若〈牛車〉、吳希聖〈豚〉等作品中，均有細膩的挖掘。而政治運動的挫敗，也促使作家轉往經營文學性的組織與刊物，這包括臺灣島內的《南音》、《先發部隊》、《第一線》、《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以及東京的《福爾摩沙》等。因為文學耕耘園地的確立，與志同道合者的結社切磋，許多具有特色的作品紛紛出現，例如留學日本，曾從學於新感覺派旗手橫光利一的巫永福，其〈首與體〉便具有強烈的現代主義意味，與常見的寫實主義抗日書寫趨向有別，文中對於東京都會生活細節有諸多描寫；朱點人小說〈秋信〉，從斗文先生由南部到臺北參觀博覽會入手，暗指在日人統治之後，臺北地理景觀出現重大變化，人民歷史記憶被迫消褪。另，因為王詩琅與朱點人作品多以臺北城市為背景，因此有助觀察日治時期都市文學的寫作情形。此外，在前述小說創作之外，1930年代的新詩傳統也有突出表現，尤其日文詩歌更取得了不錯的佳績。其中，聚集在臺南地區的兩個詩社最為活躍，一是偏重於社會寫實主義的鹽分地帶詩人集團，成員計有吳新榮、郭水潭等；一是標榜超現實詩風的風車詩社，成員有楊熾昌、林永修等，本文選有楊氏〈燃燒的臉頰〉可以略窺詩風。

　　再者，日治時代從1905年就開始出現的文言偵探小說、武俠小說、神魔小說、歷史小說等通俗文學創作，到了1930年代則有白話作品的出現，並持續創作到40年代。其中最為重要的創作類型是言情小說，最富盛名的作家是徐坤泉與吳漫沙，而徐氏以臺/日/中/南洋等地為全篇故事場景所寫的《可愛的仇人》，精彩描寫鰥夫寡婦及其子女的情慾問題，成功吸引讀者的注意，是殖民地時期最為暢銷的小說。不過，通俗文學的成功販售，固然顯現了日常生活、大眾娛樂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微妙關係，但在現實生活中，臺灣人的內心世界始終被國族認同問題所困擾，尤其1937年中日戰爭、皇民化運動之後，究竟自己的身分是什麼人？又該何所選擇？反抗或傾斜？這個議題，在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王昶雄〈奔流〉、呂赫若〈清秋〉，或後來周金波〈志願兵〉、陳火泉〈道〉作品中，留下了鮮明的時代印記。而在此類作品中，寫於戰爭末期，直到戰後初期方才出版的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其中言及的「孤兒意識」，被視為最能概括表現臺灣人在認同問題上的精神癥狀，值得參看。 

　　以上所述，簡單勾勒了日治臺灣文學史的發展梗概，並試圖詮釋殖民地文學的內涵與精神特色，至於其中特別提及的若干作品，尤其是本文所選者，為能展現相關創作內容與形式的多元性，已力求涵蓋新／舊文學，彰顯雅／俗視野。其次，在作品語言方面，漢文與日文皆有；文學創作體類，則有小說、散文、詩歌等。其三，在創作面向上，多篇同時觸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錯綜關係顯影，並對現代性、殖民性、本土性問題進行反思，且同時具備社會寫實主義、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美學風格的審美表現，而在文本場景方面也包括了城市與鄉村、臺灣及域外的書寫，希望藉之有利彰顯此一階段臺灣文學的豐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