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鬧 〈天亮前的戀愛故事〉

導讀／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廖淑芳

　　〈天亮前的愛情故事〉（1937）是臺灣日治時期一篇具有「惡魔主義」之稱的特殊作品，意即具積極浪漫精神，在醜惡怪誕的元素中，尋找官能的美、混合著頹廢特質的文學。彷彿「作者翁鬧」化身的第一人稱敘述者，以意識流的獨白，向一位十七、八歲的妓女陳述他的性啟蒙、兩次慘澹的戀愛史，以及他既厭惡現代文明的矯飾，卻又無力拋開它的孤獨感。雖然故事最後以他必須趕在天亮前趕電車回到住處換衣服以準備去上班告終，但本文敘述者卻石破天驚地宣稱－－如果在三十歲以前他都沒法談到戀愛，他絕對要中斷生命－－這種帶著世紀末氛圍的尖銳時間感受，以及他喃喃絮叨的細緻內在語言，如評論者張恆豪所說，為日治時期以無產階級普羅文學的風潮，「開啟了另一文學藝術的嶄新領域」，並呈現出「獨樹一幟的表現」。

　　在情節結構上，它首先安排「我」在童年時代的「性啟蒙」經驗，描繪「童年我」如何透過「觀看」公雞對母雞、公鵝與母鵝與一對蝴蝶的求偶與交合，提早催熟他對性的理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童年我」因為青春的狂暴，硬把一對交合中的蝴蝶狠狠拉開。像釘子釘牢，醉得一蹋糊塗的蝴蝶，因為被以相同的拋物線朝空中高高拋去，以致牠們只能以自己為中心畫出好多個同心圓，卻越飛越遠再也找不到雙方。此一「性啟蒙」經驗，搭配小說後來的兩次失戀故事更得到深化的意義。其兩次失戀故事是：第一次主角我與朋友兩個稚氣未脫的青少年，上街遇到心目中的女神，僅憑著短暫的一面之緣，便一路追到家中並被拒絕，因為這失戀他還傷心難過一整個月。接著「我」十八歲時又喜歡上一位女孩，經過一段時間決定尋訪她家，卻得到女孩母親答覆女孩在故鄉已有未婚夫，而且因為父親剛過世，即將回鄉成婚。

　　在第二次的戀愛故事中，主角突兀地造訪心愛的女孩家門後，即使還不能確定女孩的心意，已經迫不急待地開口請口女孩的母親把女兒嫁給他。然而即使主角喜愛的女孩也對之有意，卻終究必須接受已安排好的婚約與必須盡快成婚的事實。強大的個體意志與巨大的命運在此尖銳對決，卻彷彿總是敗下陣來，動物如此，人類如此。

　　透過第一人稱敘述，本文帶出雙重意涵：其一是，敘述者「我」等同於殘忍地拆散與折磨那對蝴蝶的「童年我」，因為能自由進出故事享有無上權力；同時，「敘述者我」和「童年我」全然不同的，反而像是「童年我」觀察到的那隻愚蠢公鵝，一遍遍從母鵝身上跌下來，對愛情雖然主動卻笨拙，總是以失敗告終。

　　如此，「天亮『前』的戀愛故事」，透過此一在天亮前的故事話語，既隱喻著其權力的邊緣性，同時也透過此一指向強烈欲望卻無權無力的時間緊繃感。究竟這位即將三十歲了，充滿青春激情，衝動、叛逆、又令人失笑的戀愛偏執狂，真的將中斷生命？或者，正如他自稱的因為意志與行為極端分裂，這戀愛故事終究只能通過黑夜來完成，天亮了，一切又要回歸「正常」？本文透過深刻透骨的心理刻畫，對人類同時具有的自然性與文明性，及二者既同質又矛盾的特質提出深刻探討，讓本文成為日治時期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作。

文／廖浿晴

　　翁鬧（1908-？），彰化社頭人。家世不詳， 1929年畢業於臺中師範學校，先後於員林國小、田中國小任教。1934年前往日本東京留學，翌年前往東京高圓寺，論者施淑指出翁鬧「因生性浪漫，恃才傲物，在東京郊外浪人街高圓寺渡過幾年窮困潦倒的歲月」。而翁氏於其文中對高圓寺文藝青年的浪人生活，有著深刻的描寫，文友劉捷回憶翁氏，指出：「他和當時的一般窮學生一樣，一年到頭穿的是黑色金鈕的大學生制服，蓬頭不戴帽子……」。

　　1933年於《福爾摩沙》創刊號發表詩〈淡水海邊寄情〉，此後多於《臺灣文藝》發表創作，1935年有隨筆如〈東京郊外浪人街——高圓寺界隈〉、感想如〈跛腳之詩〉、詩〈在異鄉〉、〈故鄉的山丘〉、〈詩人的情人〉、〈鳥兒之歌〉、〈搬運石頭的人〉等，譯詩〈現代英詩抄〉、小說〈音樂鐘〉、〈戇伯仔〉、〈殘雪〉、〈可憐的阿蕊婆〉等。此外亦在《臺灣新文學》發表小說〈羅漢腳〉、〈天亮前的戀愛故事〉；1939年於《臺灣新民報》發表小說〈有港口的街市〉。

　　翁鬧以短篇小說的成就最為突出，在題材上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描寫對愛情的渴望與戀愛中男女心理描寫的，如、〈音樂鐘〉、〈殘雪〉、〈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另一類則是描寫臺灣農村生活與人物的作品，如、〈戇伯仔〉、〈羅漢腳〉、〈可憐的阿蕊婆〉。

　　施淑曾指出其小說的特色在於關注點「集中在人物心理的細緻剖析，而在藝術上，他的手法無疑是前衛的，這些特色在〈天亮前的戀愛故事〉有著極致的表現，這篇作品為台灣文學開展了一個新的面向，使它成為三○年代台灣小說的『惡之華』」。

　　摘錄自臺灣大百科全書，中文全文請見：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7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