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苓 〈籍貫〉

導讀／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顏訥

〈籍貫〉（1988）是苦苓第一本小說集《外省故鄉》的序，該書收錄了七篇短篇小說。〈籍貫〉作為序文，將七篇小說共同關懷的主題與背景，透過苦苓親身經驗顯題化，是進入苦苓眷村文學系列作品之前的重要通道。

《外省故鄉》的封面題有兩排字：「離開中國，到處都是外省；除了臺灣，那裡還有故鄉？」苦苓在《外省故鄉》改版成《兩地書》（1998）後，也在序〈記載一個動盪而苦悶的年代〉中提到這行標題所代表的意義：「對於所有不再自限於做『外省人』，而願意擁抱本土、熱愛臺灣的人來說，應該有感同身受之歎。」苦苓在〈籍貫〉中反覆辯證的，也就是「鄉關何處」的問題。

1990年代以前的臺灣，身份證上填的不是「出生地」而是「籍貫」。所謂籍貫，指的是「祖居地」，許多外省第二代雖然在臺灣出生，身份證上的籍貫卻都填上中國省份。因此，文章開頭記述了這樣一段對話：首先是苦苓憤憤不平質問父母，自己究竟是大陸人還是臺灣人？他們給的答案「我們都是中國人」，讓他永生難忘，也和他結尾對籍貫欄的期待「中國，臺灣」相互呼應。苦苓對身份認同的矛盾和疑惑，和許多外省第二代一樣，來自外省籍父親與本省籍母親的婚姻結構。「籍貫」依從的是父系血緣，因此，父親是外省人的苦苓，雖然在臺灣出生，卻也被視作「兵子」或是「唐山人」。另一個使他困惑的重要原因，還有社會上嚴重的省籍情結。

首先是本省籍外公激烈反對母親嫁給外省人，一直到苦苓小學畢業前，父親從未和他們一同回過外公家。其次是在苦苓求學過程中，因為外省人的身份而被本省籍同學排擠。然而，這些本該是創傷的童年經歷，苦苓寫來卻疏淡有趣，毫無怨懟，以語言學習作為取得不同社群認同感的「入場券」。有別於在班上總是自成一格的外省派，苦苓能夠操著流利的河洛話與客家話，這種「三聲帶」交錯的能力，也使得他的身份認同沒有固著性，更多了流動、混雜與多元。

在〈籍貫〉書寫的1980年代末，雖然已經極少人在意你來自中國哪個省份？臺灣哪個鄉鎮？苦苓卻也明白省籍情結並未完全消解。因此，他希望透過個我的經驗，擴大成普遍的歷史象徵，最後以出生地「臺灣」來消弭省籍分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苦苓在文末雖然扎根臺灣，卻仍有大中國式的大融合想像，以種族與血緣來思考身份認同，自然是萬祖歸宗，四海皆中國人了。這樣的答案夠不夠「好」，值得今日的我們重新思考。

文／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徐禎苓

苦苓（1955-），本名王裕仁，祖籍中國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生於宜蘭縣，長於新竹。筆名甚多，但是最為人知者為「苦苓」。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曾主編《明道文藝》、《陽光小集》、《兩岸》，及跨界擔任電視和廣播主持人等。作品曾獲時報文學獎散文獎、聯合報小說獎、《中外文學》現代詩獎、吳濁流文學獎等。

大學課堂上的新詩習作，被老師引介，登於《藍星》詩刊上，因而開始產生寫詩興趣。1976年更與詩人羅智成、楊澤、廖咸浩等人共組臺大現代詩社，積極創作，題材從情詩到政治詩，關懷議題頗廣，筆鋒犀利，著有詩集《李白的夢魘》（1975）、《緊偎著淋淋的雨意》（1981）、《躺在地上看星的人》（1983）、《每一句不滿都是愛》（1986）、《不悔》（1988）、《苦苓的政治詩》（1991）等。然而，後來漸失去了寫詩的心境，且對於詩創作形式的思考未獲突破，遂不再作詩，轉往散文、雜文、小說與極短篇的寫作。苦苓以「玩」的態度和方式創作，不受拘限，主張文字精簡準確，思想應重於華麗文字。舉凡眷村、校園、時政、兩性等議題均納入筆下，故有人形容其為「四面苦苓」。

作品如《外省故鄉》（1993）、《苦苓極短篇》（1993）等，以幽默風趣的基調，揭櫫社會問題，照映時代脈動。另外，〈貝勒爺吉祥〉、〈嶺上〉等短篇小說亦已英譯、引介入西方。在文壇沉寂多年後，近年因擔任雪霸國家公園解說員，復出寫作，並轉向生態和旅行，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出版有散文集《苦苓的森林祕語》（2011）、《我在離離離島的日子》（2013）、《哦NO！不要跟我去旅行》（2014）等書，以詼諧筆觸闢拓自然書寫新視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