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馬翊航
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外省藉男性,由於經濟能力、《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的限制而導致超過適婚年齡、傳宗接代壓力等原因,在50、60年代有許多與原住民女性組成家庭的例子,張大春的短篇小說〈四喜憂國〉(1987)、李祐寧導演的電影《老莫的第二個春天》(1984),都出現了這樣的婚姻組合。然而原住民女性與外省男性結合之後,往往因為婚姻權力關係的不對等(例如外省男性透過買婚、選美的方式「選擇」原住民女性)、語言的差異、年齡的距離、離開部落所遭逢的文化差異與歧視等等,讓這些婚姻故事中充滿了衝突與壓抑,利格拉樂‧阿女烏的〈眷村歲月的母親〉,正是這些婚姻故事中的一段鮮明切片。
〈眷村歲月的母親〉收於她的散文集《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1996),書中有阿女烏對原住民女性在現代社會處境的同情與反思,更有許多篇章描繪外省父親與排灣母親的婚姻裡,雙方的矛盾與憂傷。她從「眷村孩子」到「排灣女子」的認同轉變,以及對於母系/原住民文化的關懷,讓她的眷村書寫與其他作者有著顯著的差異。
阿女烏童年時期居住在空軍基地旁的眷村,但當阿女烏回想起童年時光,卻驚覺何以記憶充滿著空白與缺漏?何以生活圈僅僅只有學校與家庭?當父親逝去,母親搬回部落後,她們談起昔日種種,阿女烏才理解原來過往眷村生活中所有的隔離、空白、閉鎖與歧視,只因母親的原住民身分,「她們不僅喪失了在原來族群社會中的地位,同時還要承受來自異族間的種族歧視,同族間的性別歧視及異族同性間的階級歧視。」換言之,原住民女性在眷村內承受著三重歧視,是弱勢中的弱勢。
這篇文章與眷村文學中常見的懷舊追憶語調有所差異,她從記憶的「空白」帶出其中族群、性別、階級的癥結;當多數人感懷眷村與記憶消逝的時候,眷村內原住民母親的文化脈流,卻往往被迫中斷與消音。眷村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是家/國信仰的幻滅,政治領袖與父系家長的歷史幽靈彼此重疊,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消逝,成為眷村文學中沈重的基調。但利格拉樂‧阿女烏〈眷村歲月的母親〉卻寫出了在家國陰影下,那慣常被忽略的原住民/母親的生命暗角。
文/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鄭慈瑤
利格拉樂‧阿女烏(1969-),排灣族,出身屏東縣來義鄉文樂(Pucunug)部落,族名Liglav A-wu,漢名高振蕙,父親是祖籍中國安徽的外省人、母親是排灣族。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創作組碩士。童年時期的阿女烏居住於眷村,因為父親的老兵身份,她將自己定位於「外省第二代」,使用漢名、說漢語、將自己視為漢人,在母親的教誨中,以此免去傷害。直到父親過世後,隨著母親回到排灣族部落,她才正視自己的原住民血統,並試圖追溯排灣族的母系社會文化,卻同時發現在臺灣的偏差教育及父權社會影響之下,這些特質正逐漸消失。有鑑於此,她著手記錄她所知道的原住民女性故事,集結而成散文集《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1996)。
阿女烏自述其書寫脈絡是由兩大階段前後連接的。一是受父親啟蒙撰寫日記開始,其後則受到前夫瓦歷斯‧諾幹的影響,開啟了她與現當代文學的重要接觸。1986年阿女烏擔任代課老師,與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結識,兩人皆成長於平地,參與原住民運動後遷回部落,重新認識部落並進行社區營造。1989年,兩人共同創辦《獵人文化》雜誌,為臺灣原住民自創的第一份人文刊物,深入各原住民部落從事田野調查,1992年改組成立「臺灣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這段經驗便成為她往後創作的根源。
阿女烏的創作以散文為主,由於身世的複雜性,使阿女烏從早期的「漢人認同」轉向「原住民認同」,致力於原住民文化推廣;過程中再覺察「性別問題」,使其長期投身原住民女性議題,書寫原住民女性的生命史,平實地彰顯出原住民族的現況與困境。2005年獲得賴和文學獎、2007年底起在原住民電視台主持「部落面對面」節目、亦曾擔任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講師、廣播電臺主持人,多重身分重疊之下,阿女烏期許自己:「人本來就是會變的,希望越變越好」。
原著名稱(中文): | 〈眷村歲月的母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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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名稱(英文): | Mother’s Years in the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
發表年: | 1994 |
選集名稱: | 《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 |
作家: | 利格拉樂‧阿(女烏) |
原著語文: | 中文 |
文類: | 散文 |
出版社: | 臺北:晨星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出版年: | 1996 |
ISBN: | 9575835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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