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格拉樂‧阿(女烏) 〈眷村歲月的母親〉

導讀╱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馬翊航

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外省藉男性，由於經濟能力、《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的限制而導致超過適婚年齡、傳宗接代壓力等原因，在50、60年代有許多與原住民女性組成家庭的例子，張大春的短篇小說〈四喜憂國〉（1987）、李祐寧導演的電影《老莫的第二個春天》（1984），都出現了這樣的婚姻組合。然而原住民女性與外省男性結合之後，往往因為婚姻權力關係的不對等（例如外省男性透過買婚、選美的方式「選擇」原住民女性）、語言的差異、年齡的距離、離開部落所遭逢的文化差異與歧視等等，讓這些婚姻故事中充滿了衝突與壓抑，利格拉樂‧阿女烏的〈眷村歲月的母親〉，正是這些婚姻故事中的一段鮮明切片。

〈眷村歲月的母親〉收於她的散文集《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1996），書中有阿女烏對原住民女性在現代社會處境的同情與反思，更有許多篇章描繪外省父親與排灣母親的婚姻裡，雙方的矛盾與憂傷。她從「眷村孩子」到「排灣女子」的認同轉變，以及對於母系／原住民文化的關懷，讓她的眷村書寫與其他作者有著顯著的差異。

阿女烏童年時期居住在空軍基地旁的眷村，但當阿女烏回想起童年時光，卻驚覺何以記憶充滿著空白與缺漏？何以生活圈僅僅只有學校與家庭？當父親逝去，母親搬回部落後，她們談起昔日種種，阿女烏才理解原來過往眷村生活中所有的隔離、空白、閉鎖與歧視，只因母親的原住民身分，「她們不僅喪失了在原來族群社會中的地位，同時還要承受來自異族間的種族歧視，同族間的性別歧視及異族同性間的階級歧視。」換言之，原住民女性在眷村內承受著三重歧視，是弱勢中的弱勢。

這篇文章與眷村文學中常見的懷舊追憶語調有所差異，她從記憶的「空白」帶出其中族群、性別、階級的癥結；當多數人感懷眷村與記憶消逝的時候，眷村內原住民母親的文化脈流，卻往往被迫中斷與消音。眷村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是家／國信仰的幻滅，政治領袖與父系家長的歷史幽靈彼此重疊，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消逝，成為眷村文學中沈重的基調。但利格拉樂‧阿女烏〈眷村歲月的母親〉卻寫出了在家國陰影下，那慣常被忽略的原住民／母親的生命暗角。

文／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　鄭慈瑤

利格拉樂‧阿女烏（1969-），排灣族，出身屏東縣來義鄉文樂（Pucunug）部落，族名Liglav A-wu，漢名高振蕙，父親是祖籍中國安徽的外省人、母親是排灣族。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創作組碩士。童年時期的阿女烏居住於眷村，因為父親的老兵身份，她將自己定位於「外省第二代」，使用漢名、說漢語、將自己視為漢人，在母親的教誨中，以此免去傷害。直到父親過世後，隨著母親回到排灣族部落，她才正視自己的原住民血統，並試圖追溯排灣族的母系社會文化，卻同時發現在臺灣的偏差教育及父權社會影響之下，這些特質正逐漸消失。有鑑於此，她著手記錄她所知道的原住民女性故事，集結而成散文集《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1996）。

阿女烏自述其書寫脈絡是由兩大階段前後連接的。一是受父親啟蒙撰寫日記開始，其後則受到前夫瓦歷斯‧諾幹的影響，開啟了她與現當代文學的重要接觸。1986年阿女烏擔任代課老師，與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結識，兩人皆成長於平地，參與原住民運動後遷回部落，重新認識部落並進行社區營造。1989年，兩人共同創辦《獵人文化》雜誌，為臺灣原住民自創的第一份人文刊物，深入各原住民部落從事田野調查，1992年改組成立「臺灣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這段經驗便成為她往後創作的根源。

阿女烏的創作以散文為主，由於身世的複雜性，使阿女烏從早期的「漢人認同」轉向「原住民認同」，致力於原住民文化推廣；過程中再覺察「性別問題」，使其長期投身原住民女性議題，書寫原住民女性的生命史，平實地彰顯出原住民族的現況與困境。2005年獲得賴和文學獎、2007年底起在原住民電視台主持「部落面對面」節目、亦曾擔任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講師、廣播電臺主持人，多重身分重疊之下，阿女烏期許自己：「人本來就是會變的，希望越變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