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澤萊 〈打牛湳村――笙仔和貴仔的傳奇〉

導讀╱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陳建忠

1978年3月，《臺灣文藝》刊出宋澤萊的〈打牛湳村：笙仔和貴仔的傳奇〉，隨即在文壇引起廣泛迴響與注目，正式建立起他作為「鄉土小說家」的聲名。宋澤萊陸續創作的「打牛湳村」系列小說，突顯了1960、70年代臺灣農村的經濟困境，當「農產品」變為「商品」而不再用以自足時，農民乃無可挽回地成為市場機制的犧性者。宋澤萊在小說中展示臺灣農鄉受資本主義體制剝削的樣貌；相對地，他也塑造出一批在農鄉掙扎生存的人物。

宋澤萊所描寫的「剝削者」在小說中有具體而典型的形象：「瓜販」與「包田商」，他們的力量充份展現在操控「梨仔瓜」的收購價格上。「瓜仔市風雲」一節，就可看出商人如何訛詐瓜農。現代市場制度將一切商品化之後，要求品質統一與大量生產，農民全然無力抵抗，僅能默默配合，遂成為受剝削最嚴重的群體。

在「打牛湳村」系列裡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當中，有許多形象的是我們在過去鄉土小說中依稀可見的，例如〈打牛湳村〉中的哥哥「笙仔」那般良善和煦的好好先生，他唯一的宿願是老時可以養一大群藍瑞斯豬，在帶有糞香的空氣中悠閒地瞭望著四際田野，弟弟「貴仔」代表農村裡的知識分子，不能容忍敷衍和愚昧，總想抗議與改革，他的身上無疑背負著先知的悲劇宿命；至於「打牛湳村」本身則代表愚蠢的一群，他們對貴仔的嘲笑，實際上就是嘲笑他們自己，作者正是透過此一反諷（irony）的手法來指出「打牛湳」的不思抗爭，而以荒謬為正常的性格。由於宋澤萊描摹角色的成功，有如使這些鄉土小人物重新獲得藝術上的生命。

更能體現這批作品在1970年代出現的重大意義的，當是宋澤萊在其中注入他認同於農民的「階級觀點」，這種素樸的「階級觀點」未見任何的主義指導，但顯然作者在某種程度上堅持以農民、弱勢者的角度，「質疑」了戰後臺灣農村所遭受的「災難」。〈打牛湳村〉中貴仔的出現，這位農村的小知識分子（高農學歷），習慣性地批評甚至想改革這個世界，貴仔無疑地就成了農村中的「改革派」，而這就會使他的命運趨向於一種極端的「悲劇」性格。個人的反抗雖受到打牛湳村人的譏諷嘲弄，就像是孤立於人群中的「先知」，表面上他更像一名小丑，但實際上卻不失為一位「悲劇英雄」，也就在貴仔的「改革主義」受到徹底孤立的當兒，使我們益發要注意到貴仔的存在對於現實世界所產生的批判性與現實性。

文／徐秀慧

宋澤萊（1952-），本名廖偉竣，雲林縣客家人。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現為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2013年第17屆國家文藝獎。

就讀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時，開始寫作探索個人心靈黑暗面的現代主義心理分析小說，如《廢園》、《紅樓舊事》、《黃巢殺人八百萬》。1975年大學畢業後，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

隨著社會接觸面的擴大，時常感到現實世界簡直是一個騙局，複雜得超乎大學剛畢業的他所能想像的，因而使他起念，欲藉文學來狠狠拆穿世界可笑的面具，而展開「打牛湳村」系列小說創作，在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末期為鄉土文學注了一劑強心針，使宋澤萊叩響文壇大門，一夕間成為新生代代表性作家，被視為臺灣1970年代寫實主義文學代表作家之一。

1976年始浪漫主義之路，而有〈岬角上的新娘〉、〈海與天地〉、〈狹谷中的白霧〉、〈花城悲戀〉、〈等待燈籠花開時〉等小說出現。退伍後重拾教鞭，並企圖用自然主義小說來為1979年以前臺灣的下層社會留下見證，而有《蓬萊誌異》之出現。1980年以後因參禪而作品銳減，直至1985年以環保小說《廢墟臺灣》及《抗暴的打貓市》復出，前書更獲選為當年度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信仰禪宗的宋澤萊，後來又轉信基督，魔幻寫實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熱帶魔界》與《變成鹽柱的作家》等，將其宗教信仰與宗教體驗融入小說當中，使小說富含寓意。近年有小說集《天上卷軸》（2012）、《大地驚雷》（2013）問世。小說之外，母語詩、散文、評論等出版，並創辦雜誌《臺灣e文藝》。除了作家與教師身分，宋澤萊同時也是臺灣本土意識及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和理論奠基者。

摘錄自臺灣大百科全書，中文全文請見：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