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赫若 〈牛車〉 延伸閱聽

導讀／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柳書琴

〈牛車〉以經營牛車運輸業的楊添丁在公路網與汽車運輸普及後不敵競爭的故事，敘述殖民統治對本土產業帶來的衝擊。1935年刊載於日本《文學評論》雜誌的這篇小說，與楊逵〈送報伕〉、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齊名，為當時少數發表於東京，以刻劃殖民統治帶來的社會變遷、揭露底層民眾生活衝擊而名噪一時的作品。

〈牛車〉從楊添丁黯淡的家庭揭開序幕，飢餓的孩子在家哭鬧，從工廠下工的妻子也因無米可炊怨聲連連。楊添丁來回奔波在市裡的碾米廠、木材工廠、米店、批發店之間，始終兜攬不到生意，聽人議論才知道電動碾米機取代了水車、公車取代了轎子，牛車業的沒落不過是其中一環。漸漸地，他被擠壓到市區邊緣營生。一日鄉下農民請他運竹籃到市裡的芭蕉市場，使他體會到「只有窮人會照顧窮人」。在黎明前的黑暗裡，楊和一群到鄉間撿零碎生意的牛車夫不期而遇，他們大搖大擺違規駛在汽車道上，偷割嫩蔗葉餵牛，破壞「牛車禁行道路中央」的石碑，藉此大吐怨氣，高喊「機械化！混帳！我們的死敵！日本的東西，可憎啊！」。做完生意後，楊偶遇昔日同行「老林」，因竊盜罪出獄的他竟毫無愧色地說：「在日本天年下，工作的人是傻瓜，吃牢飯也比做工強！」楊十分吃驚，越發不明白為何自己終日勤奮卻每況愈下。為了排解夫婦間因生活貧困越演越烈的紛爭，保正建議楊改當農民，但他卻連租田的本錢也沒有。為了籌錢他決心進入崎嶇的深山搬運山芋，妻子為了家計也悄悄到鎮上賣淫。無奈山村的生意依然不好，楊又不慎違反牛車駕駛規則遭受罰款。繳不出罰款的楊添丁，在賣淫歸來充滿委屈的妻子羞辱下，憤而鋌而走險，終因偷鵝遭到逮捕。

這篇小說以全球經濟大恐慌發生、臺灣米價暴跌、貨運業興起的1930年代前期為背景。日治時代米、糖、香蕉是臺灣輸往日本最大宗的農產品，故事舞臺的臺中州自清代以來就是臺灣穀倉，香蕉產量也居全臺之冠，芭蕉市場更為全島集散中心。楊添丁繼承祖業，從事稻穀和香蕉運輸，原為小商人階級，卻因遇到貨運業興起的歷史轉折點，現代體制以無比威力擊潰清代以來的傳統產業，加上米價下降，運輸成本被壓低，終於被市場淘汰。在機械化、殖民主義跨國資本操作和殖民地法律的交叉運作下，楊添丁無緣共享時代的進步，反而從商人淪落為工人，一路下滑，連農民都當不成，最後墮落為罪犯。呂赫若以自然主義的風格，沈鬱樸質的筆緻，避免直接的政治控訴，從經濟面一幕幕揭開「勤勞成貧」的真相。他以楊家的沒落象徵殖民地傳統社會的崩解與貧困化，藉此批判殖民統治導致的臺灣人工作權喪失及價值體系變異危機。

文╱王建國

    呂赫若（1914-1951），臺中潭子人。原名呂石堆，臺中師範學校（今臺中教育大學）畢業。22歲時，以處女作〈牛車〉（1935）獲刊日本《文學評論》雜誌，成為繼楊逵〈送報伕〉之後第二位進入日本文壇的臺灣作家作品，也是日治時期躍登日本中央文壇最年輕的小說家。1939年負笈日本學習聲樂，參加「東寶劇團」，演出《詩人與農夫》歌劇。1942年回臺後，加入張文環《台灣文學》雜誌擔任編輯，屢創小說佳績：〈風水〉（1942）入選《臺灣小說選》、〈財子壽〉（1943）獲第一回「臺灣文學賞」、1944年通過戰時檢閱體制，結集出版小說集《清秋》，成為日治時期少數出版小說集的臺灣作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禁用日文，呂赫若因為就讀師範學校時期曾修習漢文、留日時也對中文有所鑽研，再加上曾任《人民導報》記者、在中學任教等機緣，接觸中文的機會較一般人為多，使他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即順利地轉換語言，陸續創作出〈故鄉的戰事一：改姓名〉、〈故鄉的戰事二：一個獎〉、〈月光光：光復以前〉及〈冬夜〉等四篇中文小說，不論在質與量上，皆顯然勝過日治時期同輩臺灣作家，允為「跨越語言的一代」的成功典型。

    其後因對國民政府統治的徹底失望，加上受到當時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的影響，思想逐漸左傾，遂棄筆而加入共產黨，最後因「鹿窟武裝基地事件」遭蛇咬傷而死。家人將其手稿悉數掩埋，身後僅留有《呂赫若日記》（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17日），對於瞭解該時期之呂赫若個人生活處境及其創作歷程，乃至此時代背景，皆有莫大裨益。

摘錄自臺灣大百科全書，中文全文請見：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4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