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永福 〈首與體〉

導讀／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賴松輝

巫永福的小說〈首與體〉（1933），其題目本身便具有隱喻意義，它指向了人的頭與身體的對立、不和諧狀態，「首」代表著自我意識、個人自由；「體」則象徵身體被現實社會環境拘束，無法實現自我。而從小說的末尾可知，主角「我」與好友「S」都是來自日本殖民地臺灣的東京留學生，最近S接到一封又一封的家書，由於父母根生蒂固的「無後為大」觀念，迫使S必須中斷學業，返鄉解決婚姻大事，但S卻想留在東京就學、戀愛，甚至當個文學青年。於是，自我理想的追尋受到家庭倫理的牽制，因而形成了劇烈的衝突。比較特別的是，小說並沒有在文章開頭，就先讓讀者知悉S正面臨著為難的處境與心境，反而大量描寫我與S在東京的自在率性生活，這顯然有意暗示未來返回臺灣之後的不自由情況。

在作者筆下，「我」與「S」起初毫無節制的喝酒，而後則是在東京都會的街道巷弄、百貨公司、飯店之中，漫遊、閒逛、吃喝與談天，相關生活細節的描繪，正是為了傳達S非常渴望個人自由，極度貪戀著東京的生活型態。那麼，東京生活的迷人之處為何？自由感何在？作者分別從若干方面，來加以呈現。首先，東京有許多迷人的空間與場所，例如日比谷公園是模仿自然界興建的人造園景，它提供現代人接近大自然的寬廣場域，可以愉快散步與休閒；美松百貨公司的櫥窗展示琳瑯滿目的商品，暖氣機在冷天裡供應暖氣，因而迥異於傳統街道店面，故能營造不受寒暑雨晴干擾的購物環境，展現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摩登消費空間。而除了前述可以享受現代化的休閒、消費生活的處所之外，東京還提供高雅的藝術修養，因此「我」與S不僅常常討論文學，更相約到劇場觀賞契訶夫《櫻桃園》的演出。另外，對於大學生的「我」與S而言，最大的自由也來自於學校，他們在宿舍飲酒、醉後席地而睡，第二天決定不到課，在在顯示東京地區的大學校園是一個無拘無束的自由空間。當然，在東京最大的快樂，更得之於自由戀愛，S看著美松百貨公司張貼的和服布料廣告，模特兒像極了他的戀人，這裡反映的更是一種不受臺灣父母約束干擾的甜蜜。

此外，小說在刻畫東京地景之餘，又以意識流手法，描寫「我」的觀察與思索，這成了小說中極為特殊的內容。「我」眼前所見諸多景象，在其腦海裡產生糾葛，進而逐漸推衍出本篇小說的主旨。例如，當「我」與S走過皇軍聯隊前，看到護守靖國神社的獅首張口，如同動物之王的懾人氣魄，這一方面代表著日本皇軍強盛的軍事實力；另一方面，僅有獅頭的表徵，讓人聯想到首與身的分離，將S的問題抽象化為「首」與「體」的對立，「體」代表家人要他的身體離開東京，「首」則是他不願離開東京的心情。再者，廁所洗手臺的羊頭，自然是柔順心志的顯現，這不同於獅頭所表示的剛強；而後來在「我」的腦海中，還跑出了撞成一團的獅頭羊身與獅身羊首二隻怪獸，以及埃及史芬克司人面獅身獸，以上雖然出現了怪獸，但所想的其實正是「人」的問題。究竟，S會變成獅頭羊身、獅身羊首或是人面獅身呢？他能選擇什麼？作為一個「人」，當S不得不遵從父母意志，被迫離開東京而歸返臺灣時，他所中斷與放棄的不僅是學業，更大的遺憾是切斷了對個體「自由」的想望與實踐，而這正是本篇充滿現代主義意味的小說關切之所在。

文／許惠玟

巫永福（1913-2008），筆名田子浩、EF生（E是永，F是福）。1935年日本明治大學文藝科畢業。1933年參加由張文環等人成立的「臺灣藝術研究會」，創辦《福爾摩沙》雜誌。1935年自日本返臺擔任臺灣新聞社記者，1941年參加張文環等創刊之《臺灣文學》，同年加入《民俗臺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對中文的隔閡，創作中斷20年，1966年再度出發，開始創作新詩、俳句、短歌。戰前作品以小說創作為主，〈首與體〉、〈山茶花〉描述知識分子認同的矛盾，被譽為「頹廢文學」的起源。小說中對於父子關係、人性的光明與黑暗面也有所敘述，創作的視角別具特色；〈祖國〉、〈遺忘語言的鳥〉等批判意味強烈的詩較為人稱道。

巫永福曾經發表過的刊物，戰前有《福爾摩沙》、《臺灣文藝》、《臺灣文學》等，戰後作品則多發表於《笠》詩刊，出版有《巫永福全集》、《巫永福小說集》。

他曾自言自己的作品深受日本新感覺派影響，由於語言受限，1945年之後創作多以新詩、評論為主。戰前的詩作呈現藝術性高於主題性；戰後則是主題性高於藝術性。從大量詩作對現實的批判及事件的忠實記錄，可以看出他從新感覺派到寫實主義間的轉變。

摘錄自臺灣大百科全書，中文全文請見：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4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