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 〈玉米田之死〉

導讀／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楊翠

　　平路擅寫歷史、政治、愛情，尤其擅寫特定歷史時空中的政治理念與情愛糾葛。然而，一向被視為「政治寓言」的〈玉米田之死〉（1983），與其說是一則政治譬喻，毋寧說，平路是通過解譯一則含涉著政治想像的「謎題」，表達她對理想生滅、生命榮枯的思索，以及歸返原鄉母體，重新嗅聞土地芬芳的意義。

　　小說中的「敘事者我」，擔任某報駐華府記者，對生活失去熱情，養成閱看報紙「訃聞」的習慣。某日，一則「訃聞」吸引了他：陳溪山失蹤一個多月後，陳屍住家附近的玉米田，警方宣稱無他殺嫌疑，全案朝自殺偵辦。然而，「敘事者我」嗅聞到事件中的謎團，四處追查陳溪山的死因。

　　〈玉米田之死〉可以從幾個角度觀察，首先，它是一部政治寓言，然而，它並不是任何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學展演，而是在喻寫一種政治語境；小說中的陳溪山，曾是保釣健將，曾信奉社會主義祖國，後來轉念想回臺灣，但妻子不認同，即使認同，也可能因為名列「黑名單」而無法如願，最後陳屍玉米田，死因不明；而曾是中國流亡學生的「敘事者我」，名字三天兩天就出現在報紙頭版，卻對於自己在美國的生活感到厭倦，生活困倦無力，夫妻感情不睦。

　　陳溪山與「敘事者我」，都曾燃燒過理想，也都感受到現實荒蕪。當「敘事者我」走進陳溪山陳屍的玉米田時，感知一切恍如一場夢：「美國是一場繁華的夢，婚姻是一場荒謬的夢，至於釣魚台呢？那大概是一場時空錯置的夢……」。兩個鬱苦靈魂的遭遇，揭開自我內在的深沉對話。小說採取鋪設「謎團」的書寫策略，卻不以「解謎」為目的，通過追查陳溪山，「敘事者我」走進自己荒蕪的人生風景，與自己乾枯的靈魂遭遇對話。

　　其次，兩個角色，有如複數的歷史概念，在時代變局中，每個人都馱負著歷史的暗影，孤獨前行，所謂集體記憶，正是複數的個體歷史積累而成；另一方面，卻又有如主體的分身裂變，兩個角色，說著相似的故事，有著相同的理想生滅與靈魂苦痛。或許，根本沒有陳溪山，這都是「敘事者我」一個人的故事。或許，人人都是陳溪山，這是那個時代共同的故事。

　　最後，小說中的「玉米田」，意象繁複飽滿。在某些前後文的語境中，「玉米田」象徵一場過度喧嘩的美國夢，以及如叢林般鬱結的現實情境；然而，在另外一些文脈中，它卻又化變為溫暖的童年記憶與生命子宮：「陳溪山他躺在那裡，玉米團團圍繞著他，像是溫暖的洋流。」

　　末尾，「敘事者我」走進陳溪山的玉米田，恍若走進自身的記憶母胎。陳溪山長眠於異鄉的玉米田，而「敘事者我」歸返母鄉的甘蔗田。在這組意象中，美國的玉米田，臺灣的甘蔗田，相互替置，黃澄澄、綠燦燦，是甘美的源頭，是原初所來之處，也是重生的起點。因而，〈玉米田之死〉既寫死，亦寫生；既寫虛，亦寫實；既寫出走，亦寫歸返。

文／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王鈺婷

　　平路（1953-），本名路平，生於臺灣高雄市。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畢業，愛荷華州立大學數學碩士，曾任《中時晚報》副刊主編、《中國時報》主筆、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創作以小說為主，兼有評論、散文等，曾獲聯合報小說首奬、時報文學獎首屆劇本首獎等獎項，作品包括小說集《玉米田之死》（1985）、《樁哥》（1985）、《五印封緘》（1988）、《紅塵五注》（1989）、《捕諜人》（1992）、《行道天涯》（1995）、《禁書啟示錄》（1997）、《百齡箋》（1998）、《凝脂溫泉》（2000）、《何日君再來》（2002）、《東方之東》（2011）、《婆娑之島》(2012)等；散文集《讀心之書》（2004）、《香港已成往事》（2009）等，劇本《是誰殺了×××》（1991）。其中《行道天涯》與《何日君再來》並有多國譯本。

　　身兼新聞人、文化人、政治評論家與小說家多重身分的平路，早期作品如〈玉米田之死〉、〈椿哥〉皆以男性敘述者為觀點，不僅自外於女性敘述傳統，其關懷視角著眼於政治、社會與認同等公領域，並以小說的結構形式為人稱頌，也將題材擴展於科幻和後設小說。平路於1990年代中期完成的小說，為其創作歷程中鮮明的分界點，透露出女性的視角，如《行道天涯》拆解戒嚴時期的歷史記憶，重現孫中山和宋慶齡的愛情故事；《何日君再來》則以一代巨星鄧麗君為範本，呈現出戒嚴時期國共鬥爭的肅殺氛圍。近作《東方之東》，挖掘鄭氏王朝的歷史，以寓寫當下的臺海關係；《婆娑之島》則類比十七世紀荷蘭總督的愛情故事和2000年美國高官的緋聞案，隱喻臺灣小島的歷史處境。平路的創作，展示由家國歷史出發，而後找尋女性定位的過程，其作品都從臺灣歷史時空發聲，以性別議題為縱深，貼近臺灣政經局勢的脈動，並在身分認同、重述歷史等議題上，演繹出多重向度，展現出臺灣女性書寫的豐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