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真 〈斷蓬〉

導讀╱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俞雅文

〈斷篷〉的篇名來自南宋詩人陸游〈懷舊〉詩句「身是人間一斷蓬，半生南北任秋風」，表現的正是人在異鄉無所著落的飄泊和失落感。作者以年輕留學生為第一視角，描述了以季博士── 一位抗戰結束後就到美國讀書，再也沒回中國的族群生物學教授──為主的在美中國人群像。

故事開始沒多久，作者就安排了一場季博士的演講，帶出「遺傳重擔（genetic load）」一詞，指的是群體中所表現出的一般狀態，與群體最適應環境的狀態，兩者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越小，越有助於群體適應環境。這裡的「重擔」實暗喻著在海外的中國人因中國處境而產生的種種情感包袱。

故事的角色也依照各自「遺傳重擔」的輕重，大致分為四類：第一種是聚會上小有成就的生意人林今男和兩位中文系教授、第二種是季博士、第三種是返國一年後再次回美的蔡天錫，最後一種則是故事中的「我」。

第一種人的「重擔」最輕，由於對中國的認同感並不深，原鄉即異鄉、異鄉即原鄉，他們在美國生活得游刃有餘、無牽無掛；第二種人，在別人眼中對美國生活適應良好，「許多習慣、小動作、談吐各方面與其他洋教授並無二致」，但內心深處隱含著對中國處境的擔憂與苦悶，既保留著原鄉的認同感，卻又帶著責怪跟埋怨，這複雜的情感來自於當時許多中國留學生的共同經歷，「我們希望不再做糊裡糊塗的中國人，所以出國留學……那時候我在美國回不去，幸好又有一個天主教機構為我們請願，我才能留下來……」，季博士那一代的留學生就像是被原鄉所拋棄的孤兒一般，雖然心中還難以將中國完全割捨，卻隨時可能迎來最後一根壓垮那份羈絆的稻草。第三種人原本對中國充滿著期盼和想望，卻在回國後面臨了現實的打擊，「有一天一個人對我說，你學的這行這麼難找事，你為什麼要回來呢？我實在受不了這個！我回自己家，我家裡人卻問我你為什麼要回來。」、「其實我們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回不回國對中國都沒有影響，我們只是中國人的一小部分，人才外流不是中國的悲劇，真正在演悲劇的是我們這些流浪的知識分子……」蔡天錫對身為中國人有著強烈的自我認同，卻又體認到自己無法「當回」完全的中國人，最後只能帶著矛盾和困惑在異鄉格格不入的生活著。最後一種人，雖然漂泊在外，但在自我認同和定位上卻沒有猶豫，縱使對中國處境和未來憂心，依然深信自己「有責任為國家盡一點力」，將中國視為最終的歸宿。

這些人物可以是四種不同的類型，也可視為是演化進程中的四種時期：畢業後的「我」若一心返鄉，也許會在回國後成為下一個茫然自失的蔡天錫；蔡天錫再在美國待上三、四十年，也許便是下一個哀莫大於心死的季博士；在夢寐以求的亞馬遜流域從事生物研究，並將象徵著中國心的獅樣圖章送給「我」的季博士，在擺脫了那份「遺傳重擔」後，又何嘗不是下一個林今男呢？

文／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沈曼菱

　　保真（1955-），本名姜保真，祖籍中國北京，生於臺灣嘉義。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學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森林及自然資源經營系碩士、瑞典農業科學大學森林遺傳研究所博士、加拿大阿爾伯他大學森林學系博士後研究，曾任教於中興大學森林系，現已退休。保真熱愛文學，少時即從事寫作，常從生活經驗中汲取創作題材，作品曾獲中國文藝協會五四文藝獎章、時報文學獎、湯清基督教文藝獎、金鼎獎、國家文藝獎、中山文藝獎等。曾任中華民國筆會秘書長、理事。

　　保真的創作豐沛，早期以高中生、大學生為主角，描寫補習班和校園生活的小說集，包括《水幕》（1975）、《人性實驗室》（1976，1986年更名為《尋人記》）等。另外也有討論人與自然的生態書寫，如「森林三部曲」：《大森林》（1978）、《失去的原始林》（1978）、《林裡林外》（1979）。詩人余光中曾評論其小說：「大致乾淨而靈動，並不刻意求工，也不作態弄巧，其效果有時乾淨如明澈的散文。」其描寫海外華人身分與認同的短篇小說《邢家大少》（1983），討論了家國與離散的關係，筆下皆是「流浪的中國人」。

　　散文集則多呈現遊子心境，關懷時事，如《歸心》（1980）、《鄉夢已遠》（1985）、《孤獨的旅人》（1986）、《兩盆常春藤》（1987）、《生命旅途中》（1992）、《種一棵希望的樹》（1994）、《寒夜聽天方夜譚》（1995）、《醒來，仍在江上》（1997）、《希望的鐘聲響起》（2003）等。曾主編《八十五年短篇小說選》（1996），另有文學評論集《保真領航看小說：中西人物盡在書中》（1999），以及勵志文集《大學不是蓋的——大學Guide》（1999）、《希望的鐘聲響起》（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