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禎和 〈嫁妝一牛車〉 延伸閱聽

導讀／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謝世宗

如果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悲劇模擬優於常人的人生，因此多以英雄為主角，那王禎和小說中的人物屬於喜劇，不但過著低於常人的人生，還常常表現出誇大的動物性、身體的物質性與人性的醜陋與低劣。故事中，萬發身體有殘缺（耳聾），簡的有令人作嘔的狐臭，賣醬菜的鄰居總帶著一旅的蒼蠅，阿好不只面貌醜陋，胸平如洗衣板，更在工作訪談時，因為吃了太多蕃薯而放屁連連，最後丟了工作。醜怪的身體構成這篇喜劇小說中的可笑元素，而身體本身的基本需求，如孔子所說的「食」與「色」，正是推動故事開展的驅力，分別展現在萬發與簡的兩個角色上。

故事以第三人稱的觀點倒敘萬發、簡的與阿好如何落入「一女共事二夫」的尷尬情境，但故事主要是透過萬發的視角來鋪陳。萬發的視角並非全知的，而是有限的，亦即讀者只能透過他所見、所聞理解故事，而萬發沒看見與沒聽見的部份，讀者所知也極其有限，如簡的與阿好在故事的前半是否真如傳言一樣有姦情，讀者跟萬發一樣無法確定。但另一方面讀者卻可以進入萬發的內心世界，了解他徘徊在貧困帶來的飢餓與分享妻子帶來的恥辱之間的無奈情境。故事發展的過程中，萬發因為懷疑簡的與太太有染而跟簡的發生兩次衝突。每次衝突過後，簡的離開，萬發一家馬上陷入生活的困境。最後，萬發因為駛牛車造成意外而入獄，不得不接受簡的代替他成為一家之主。如果悲劇英雄以個人意志對抗環境（命運、自然或神靈），最後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以意志否定身體，那萬發的意志最終屈從身體的需求，也因此困居在世俗世界中不得超脫。

小說一開頭，王禎和引用亨利˙詹姆士的話，一方面點出小說的主題正是人生的無奈與身處其中的凡人不得不的屈從與妥協，另一方面也告訴讀者，小說雖然有著濃厚的地方色彩，尤其展現在混用方言的敘事語言上，但其主題是超越個人、社會與文化而有普世性的意義。對於平凡人可能面對的無言困境，王禎和的態度是曖昧的。一方面，平凡人可以將精神性的價值拋諸腦後，如萬發般裝聾作啞，只為了求生與追求口腹之慾的滿足，自然極其可笑；但另一方面，王禎和又體認到我們凡人的卑微與渺小，而不得不感到一種無奈、同情與憐憫。因此，王禎和筆下的角色總是讓人覺得可鄙又可憐、可哀又可憫、可悲又可親。

文／呂文翠

王禎和（1940-1990），生於花蓮。1959年負笈臺北，就讀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並進入以現代主義為主流的學院派文藝圈，開始於學長白先勇創辦的《現代文學》發表小說。除小說創作豐富外，也長期任職臺灣電視公司，展現戲劇熱情；影視媒介的圖像思維與表現形式，間接影響其敘述風格與雜糅多元的語言構成。作品包括小說《嫁妝一牛車》、《寂寞紅》、《三春記》、《香格里拉》、《美人圖》、《玫瑰玫瑰我愛你》、《人生歌王》；劇本《大車拼》；譯著《英格麗褒曼傳》（Ingrid Bergman）；影視評論文集《電視‧電視》、《從簡愛出發》等。

1961年3月，就讀臺大外文系二年級的王禎和在《現代文學》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鬼‧北風‧人〉，引起當時短暫訪臺的作家張愛玲的注意，受其小說中臺灣傳統鄉鎮的「氣氛」所吸引。張愛玲在王禎和陪同下遊覽花蓮數日，也爲王禎和追求純粹小說藝術的文學道路定位定調。此後王禎和創作漸豐，融合方言俚語及別出心裁的獨創語言，以現代主義的理性冷凝筆法褻瀆原鄉光環，其筆下的花蓮市井家園，與黃春明甜美莊嚴的宜蘭風土鮮明對照，同為戰後新生代小說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地標。

1973年王禎和自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返臺後不久，發表〈小林來臺北〉，深刻勾勒由鄉村到都市謀生的小人物生活困境。這篇作品堪稱王禎和寫作生涯中的轉捩點；從此開始，王禎和就以凸顯城鄉差距、同情鄉下人的純真、批判城市人的勢利眼而出名。長篇小說代表作《美人圖》（The Portraits of the Beautiful and Americanized）就是站在鄉下人的立場，責備城市人笑貧不笑娼的態度；這部小說明確指出，正因為城市人（是美人：美麗的人）仰賴第一世界帝國主義者（是另一種美人：美國人），所以城鄉差距就越來越惡劣。另一部長篇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也對城鄉差距和帝國主義發動攻擊。值得留意的是，《美人圖》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的批判並不是用嚴肅的腔調寫成，而是用極度戲謔的文字組成。這種戲謔文字大量吸納黃色笑話（bawdy jokes）、福佬話、洋涇浜英語；這種語言實驗簡直預告了臺灣將要出現的後現代文學，以及1990年代的世紀末情色文學。

摘錄自臺灣大百科全書，中文全文請見：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