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導讀／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顏訥

討論「眷村文學」，〈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是不可不談的傑作。朱天心在題名已經清楚昭示這是談眷村的小說，出版後也的確成為眷村文學典範。不過，作家張大春在該書「序文」中指出，《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更重要的，是貫穿整本小說的「老靈魂」：「老靈魂是試圖凍結或滯止時間的渴望，也是透過虛構重塑歷史或記憶的載體。」

題名既是「想念」，代表自己和「眷村的兄弟」的關係已成為過去式。小說敘述者是眷村出身的女性，一如張大春所說的「老靈魂」，幽幽站在即將消逝的眷村世界，帶領讀者穿梭時空，娓娓道出從小與眷村兄弟朝夕相處，從渴望成為他們的一員，到長大後逐漸產生隔膜而分道揚鑣的過程。在小說的開始，敘事者請讀者先放一曲《Stand by me》，輪廓出一名青春正盛的女孩奔進眷村的身影，盤桓在同村的哥兒們身旁久久不去。然而，這種不斷試圖融入的嘗試，在女孩初經來潮之後漸漸改變了。朱天心以女性青春期作為和眷村兄弟緊密關係的分界點，少女身體上的轉變，除了標識出從女孩初跨入女人的成長模糊地帶，也暗喻自己對眷村認同開始產生不確定感。再者，小說裡也揭露了女性在眷村內的複雜經歷，尤其是單身老兵對女孩諱莫如深的性啟蒙，而這是其他眷村小說極少處理的。

離開眷村，長成女人的她曾幻想過嫁給眷村男孩，最終卻嫁給了本省男人。透過外省、本省的婚姻結合，她疑惑著本省人年年掃墓的習俗，才意識到自己從來無墳可掃，帶出非常重要的感慨：「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朱天心把從「少女」、「女人」到「妻子」的女性身份轉變上的不適應，比擬為離開眷村以後的外省人，也同樣面臨在認同上的尷尬處境。出村以前都沒有「臺灣經驗」的眷村少年急欲離開眷村，離開臺灣；留在臺灣的少年們，有些成了強盜，有些身價百億，還有些成了財政部長，也有些拿起筆，寫下眷村的故事。

這篇眷村小說直視身份認同的複雜性，揭示眷村人在台灣生活的種種艱難除了同情，朱天心更透露批判意識，1980年代省籍衝突白熱化，外省人等於國民黨或者權貴階級的刻板印象，讓小說敘述者憤怒。因此，朱天心不厭其煩梳理眷村生活的細節，說明眷村人必須被視作有差異性的「個體」，而非僅是「群體」來對待。可是，如果期待這篇小說能給你外省人身份認同問題的答案，那讀者恐怕會失望。直到小說結尾，朱天心仍舊在批判現實與懷舊之間擺盪。或許，這種不確定性與多元，就是外省第二代身份認同的本質吧！

文／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徐禎苓

朱天心（1958-），祖籍中國山東臨胊，出生於高雄縣鳳山市。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生長於文學家庭，父親朱西甯和姊姊朱天文均為臺灣重要作家，母親劉慕沙為翻譯家。中學時代已初露文學天分。1977年與藝文朋友創辦《三三集刊》（1977-1981），孺慕中華文化，師承胡蘭成，並視張愛玲為文學導師，並擔任主編。大學畢業後專事寫作。作品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獎項。

朱氏作品一開始多從貼己的周圍生活出發。三三時期，以校園、家庭、眷村生活營建青春烏托邦，小說《未了》（1973）、《昨日當我年輕時》（1981）和散文《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1977）、《方舟上的日子》（1977），筆觸浪漫清麗，慷慨軒昂。解嚴之後，身分認同遭逢文化政治衝撞而轉折，閨秀文風漸褪，《臺大學生關琳的日記》（1984，小說後更名為《時移事往》）的惶惑不安作為風格的轉捩徵象。

當烏托邦萎謝，朱氏的書寫對象也發生了變化，小說集《我記得》（1989）、評論集《小說家的政治週記》（1994）以犀利尖誚的力度描寫與批判社會現實。同時，散文集《學飛的盟盟》（1994）卻又彰顯為人母的溫軟柔情。縱然如此，幾經現實的失落，履歷的蛻煉，《想我的眷村兄弟們》（1992）、《古都》（1997）透過記憶、歷史、空間，敷陳外省第二代的滄桑、批判都市進步帶來的傷害，允為朱天心創作生涯高峰。之後，《漫遊者》（2000）表達失去父親後的沉慟，《獵人們》（2005）側寫群貓，流露對於動物與生態的關注，《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2010）則寫出中年哀樂，歎惋青春與中年根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生。朱氏以「創作者的肉身」回應社會和自我，關懷外省族群和弱勢，選擇中性基調突破女性作家框架，匠心獨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