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紀錄片導演 陳心怡
2008年,我著手拍攝以父親為主角的紀錄片《被俘虜的人生》,幸而藉之重新對他敞開心門,否則,今日的我恐怕會帶著難以承受且永遠無法彌補的懊悔。
父親曾經是中國共產黨員。在拍攝紀錄片之前,雖然從未聽他親口提起,但隱約猜得出他曾是「共匪」。我一直沒把這放在心上,直到準備向外省臺灣人協會提案拍攝「我的父親是被俘虜的共軍」(註)時,才了解到父親的經歷是多麼沉重而殘酷。而當外省臺灣人協會的評審委員對此題材視若珍寶時,老爹卻憂忡萬分,因為他對於被俘虜、被迫害仍餘悸猶存。在說與不說間,他來回掙扎;不說,便無人知曉他的歷史;說了,不免更加擔心受怕。
如果說父親的前半生是被國民黨俘虜,那麼他的後半輩子,就是被家庭所虜,到了晚年,且還要被女兒的鏡頭給綁架。拍攝前,我們其實長年缺乏對話、甚至惡言相向,而這種緊張的關係,從我拿起攝影機開始貼身跟拍時,更令我內心滋味雜陳。但紀錄片的訴諸真實,帶來了神奇的力量,我與父親的關係開始變化:隔著螢幕,我終於認真聽了父親說他的故事,並面對他已然老邁的事實。
電影導演黑澤明曾將創作的過程比喻為蟾蜍。蟾蜍被自己醜陋的水中倒影所映照而驚嚇,因而從身上的毒疣分泌出一身的油;那些油卻可作為珍貴藥材,療癒傷口。拍攝《被俘虜的人生》就像黑澤明口中的蟾蜍,療癒的不只是我與父親、家人的傷口,意外的是,很多人也從這部片子搾出來的油獲得療癒;這份回饋,讓我慶幸自己當了一隻蟾蜍。
(註:新四軍是在1937年抗日戰爭背景下,由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共同整編組成的陸軍軍隊,共1萬餘人;實聽命於中國共產黨,1941年遭國民黨調兵內襲,6千餘人死傷,其餘被俘及逃亡,史稱「皖南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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