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蔣闊宇
「無米樂,無米樂,無米也是要快樂!」在2004年轟動臺灣的紀錄片《無米樂》裡,臺南縣後壁鄉老農崑濱伯笑瞇了眼如是說道,這是樂天、是知命,然其底蘊卻是百般的無奈。
不同於一般社會寫實紀錄片裡「事件」總有著明確的情節發展,顏蘭權、莊明正兩位導演採用後現代式的拼貼手法,依照農村傳統「夏至」、「小暑」、「大暑」等節氣序列,將在農村蹲點15個月所得的農民生活片段陳列在時間軸上,而各個片段之間,未必高度相關。看似淩亂的敘事雖然難以對特定議題進行縱深的探討,卻可承載相當豐富的資訊,小自農村的作息、娛樂、夫妻關係、農耕技術,大如農民如何看待國家、歷史、產業變革,本片呈現出平實自然的生活感――而這正是最令人動容的地方,觀眾可以在細節裡感受後壁農民的「無米樂」精神。
《無米樂》以鏡頭展演了2000年代臺灣農民的日常與所思所感,也可以說是從「農業黃昏」的現在,帶領觀眾回顧、召喚了臺灣往日的農村記憶。崑濱伯這一輩出生於1930、40年代的「末代稻農」,經歷了臺灣農業的由盛轉衰,從1950年代土地改革瓦解租佃地主階級,到1970年代全島工業化完成,資本主義下的受薪勞工取代了農民成為島內經濟主力。素有臺灣米倉之稱的後壁,卻因為被劃入農業保護區,停止了「經濟發展」,農民收入至此不再成長。2000年後,後壁的稻作禁不起WTO(世界貿易組織)進口農產的低價競爭,終於被國家強制休耕,農民改領休耕補助金過活,被迫失去了與土地的實質聯繫。
觀眾或許會問,為什麼要在「有米」(儘管賤價)的21世紀重談「無米」樂呢?因為導演注意到後壁農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的狀況,從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以降不曾改變,然而,為時代所遺棄的農民與土地,其堅韌與寥困或可藉由影像而留下最真實的見證。當片尾提示後壁鄉被迫休耕,農民真正面臨「無米」的狀態時,鏡頭裡的崑濱伯象徵性地站在稻草熊熊燃燒的田野中央,沉默不發一語。焚燒的稻草象徵著一輪耕作的最終,崑濱伯等「末代稻農」的光景,則宣告了臺灣農業已來到新自由主義侵奪的末法之世。
直到《無米樂》上映10年後的今天,當年的「末代滅農」幻象已逐一化作真實,看似樂天知命的「無米樂」,實是對國家政策莫可奈何的深沉控訴與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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