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阿木》（電視劇）
分享轉寄
- 作品導讀
-
文／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林嘉立
自1970年代起，黃春明因諸多觀照底層小人物的日常、諷刺帝國資本主義等為底蘊的作品，成為台灣鄉土寫實代表作家。1980年代後期，有感當時台灣社會轉型、鄉村人口外流等問題，他開始進行「老人系列」的書寫，而日後改編成同名電視劇的小說〈瞎子阿木〉即為其一。
〈瞎子阿木〉開篇寫主角阿木黎明即起、踽踽獨行前往久婆家，一方面以「當下」阿木與路上鄉親們的互動，刻劃阿木殘而不廢、樂天幽默的人物性格；另一方面，黃春明也不斷穿插意識流的手法，層層堆疊出阿木的女兒秀英偕測量隊員私奔離開後，予阿木帶來的種種傷痛與生活上的諸多不便。而故事結尾，作家安排阿木抱著秀英的梳子、欲藉「傳統」儀式召喚女兒回家，讀者才猛然發現在內斂的鋪陳背後，黃春明所欲反映當代社會現象的意味深長──青年兒女的出走，除了經濟因素外，自傳統父權社會解脫並迎向「現代」（此處即以從事科學工作、受過高等教育的測量隊員為象徵）的欲望，亦有推波助瀾之效。只是，小說〈瞎子阿木〉旨在描寫失去親情滋潤的老人心靈，對於阿木的咎由自取，並沒有強烈的批判意味，更多的是無奈與憐憫。
待到1998年上映的電視劇《瞎子阿木》，則有了不同的風味。編劇蘇月美對原作進行了三項主要的改編：一為整理原作中因意識流筆法而錯落的時間軸，改成有秩序的順敘法；二為賦予了原本隱身的秀英完整細膩的人格，戲分不下於阿木；三則是塑造了秀英的情人「清標」，並大篇幅拍攝兩人浪漫卻命運多舛的戀愛情節，而此舉可說是編劇的「再創作」。雖然結局阿木心如刀割的懺悔，好像回返了黃春明原作的氛圍，而秀英臨走前仍對阿木牽腸掛肚，更透露出救贖的可能，但阿木所代表的傳統父權，因為一再把女兒牢牢綁束在身邊的自私、一再干涉美好戀情的發展等情節而被放大，透露出原作所沒有的譴責意味。不同的傳播媒體切換間，必然經過一定程度的改編與調整，小說中的留白能靠讀者的想像來填補，電視劇卻經常需要善惡的二元對立以吸引觀眾迅速進入劇情。黃春明寫作〈瞎子阿木〉時，意圖藉之突顯獨居老人的心境，而接近10年後拍攝的電視劇《瞎子阿木》，則善用了原作中「自傳統解脫」的線索加以詮釋，而兩者關懷重心的差異，也讓我們看見了黃春明小說在不同時代脈絡與媒介材料中，多元的可能性。
《瞎子阿木》片段（來源／民間全民電視公司）
